作者：徐瑩（河南大學《史學月刊》編輯部編審）

殷人宗天，舉凡戰爭、收成、疾病等，事無巨細，都要卜問和祈求天上的帝。在殷人的心目中，上帝以自身的意志，主宰著自然界的風雨以及人世間的一切禍福吉兇。殷鑒之下，以小邦勝大邑成為天下共主的西周王朝“以德配天”，將“敬德”的人事努力，作為對殷商天道觀的補充和修正。春秋時期，“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巨大的政治動蕩引發了思想變革，天的神圣性遭到上至君主、下到民眾的質疑。傳統觀點認為，以鄭國子產的名言“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為代表，春秋時期涌現出人事獨立于天道之外的新思潮；在戰國時期，已經完成了這一從神本到人本的過渡。但是，相關的出土簡帛文獻卻展現出一幅別樣的圖景。

(相關資料圖)

《經法》《十六經》《稱》《道原》是出土于馬王堆漢墓的四篇古佚書，學界習稱其為《黃帝四經》。《黃帝四經》闡述了一種從天道到人道的政治哲學和治國之術，是黃老學的經典文獻。在《十六經》的《觀》篇，作者借黃帝之口說，宇宙原本是一片混沌，現在天地分、陰陽別，春夏秋冬四時也離析而出。陰陽的聚會、融合形成了世間的萬物：春夏地氣生發、陽氣累積，生命萌發、滋長；陽氣熾盛時陰氣便開始萌動、積聚，形成秋冬的收獲與肅殺，并在肅殺中又開啟了新一輪的對生命的孕育。而人類也在陰陽的交匯、四時的輪轉中獲得養育，年年有收成、歲歲添新丁。天道恒久，覆載萬物，所以圣人治國并沒有什么心機巧慧，需要遵循的，是天道所展現出來的自然規律。具體而言，就是效法四時由春夏之生到秋冬之殺的時序施政養民，“春夏為德、秋冬為刑”，在春夏布德施賞，輔助萬民生產；秋冬用刑罰訓誡百姓，使其服從號令。四時、晦明、生殺、柔剛的運動和變化等，都是天地間永恒不變的規律，君主遵循自然規律布政授時，剛柔并濟地交替使用慶賞和刑罰兩種治世之術，使刑和德相互依養并適時轉換，便可如天地養育萬物、萬物生生不息那樣富國強兵，在殘酷的兼并戰爭中取得勝利。

由《經法》等四篇黃老帛書組成的《黃帝四經》在不同的篇章里、從不同的角度反復論說“毋逆天道，則不失所守”的思想，要求君主治國理政必須以中正的態度和虛靜的心靈恪守天道。只有因順自然規律而行，才能取得內政和外交的成功。

黃老學說是戰國時期風行于世的政治思潮。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么，就需要對之前所認識的戰國天道觀有所反思。

在出土戰國文獻中，天道決定人事的思想并非帛書《黃帝四經》所獨有。郭店簡《太一生水》《成之聞之》、上博簡《恒先》、清華簡《殷高宗問于三壽》以及新近公布的《五紀》等，都秉持這樣一種天人關系論。

《太一生水》和《恒先》都是首先論及宇宙的生成，只不過二者將宇宙的本原分別稱作“太一”和“恒先”。“太一”和“恒先”類似于老子的“道”，其作用也與“道”相似，即以宇宙的生成為根據，推出人世的政治原則：人道須遵循天道這一自然律。《成之聞之》說，小人亂天常、逆大道，而君子則是治人倫以順天德。簡文中的人倫指君臣、父子、夫婦六位。人倫的依據是天常，天常在人間就體現為人倫。若下民不順從天常，必將遭受刑罰。清華簡《殷高宗問于三壽》以“祥”和“義”等理念為治國理政的關鍵。“祥”指遵循天常、敬重神明；“義”指效法天道治理民眾，這顯然也是由天及人的思想。在新近公布的清華簡《五紀》中，展現出一個包羅萬象、極其宏大的天人體系。在最高主宰者“后帝”建立的龐大宇宙中有著復雜的神明系統，眾神祇不僅掌控六合之內的時節物候、山川物產，甚至還具體地控制著人體的骨骼器官。其精深的宇宙生成論的最終指向，還是為了建立和規范人間的綱紀。此外，清華簡《湯在啻門》中，商湯與伊尹在對話中討論了成人之道、成邦之道、成地之道和成天之道，四者實為天人之道。“晝、夜、春、夏、秋、冬”六者恒定的運行規律既是天道，也是行事的規范。《命訓》篇以天命為核心，提出了“大命”“小命”之說。“大命”即天命，“小命”為個人命運。與《命訓》的“大命”“小命”相近的是《心是謂中》中的“天命”“身命”這一對概念。《心是謂中》認為人可以主動爭取自身命運的某種改變，但“取命在人”要以“斷命在天”為前提。即使是強調“天人之分”的出土文獻，如郭店簡《窮達以時》，其“盡人事”之論也是承認天命的，即人力所不能及的自然力量的存在，并要求人們知天命、聽天命。

出土戰國簡帛中的天道，多為由天地、陰陽、日月、四時所展現出的自然秩序與必然法則，這與殷商時期作為上帝意志的神秘莫測的天道思想有所區別。但由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出土竹簡中的文字表述可見，鬼神觀念在這一時期依然存在。不過，與殷人對鬼神毋庸置疑的虔誠信奉相比，戰國時期“有鬼論”思想的內部也產生了異路與分途。上博簡《凡物流形》通過一系列追問，對世間萬物存在的原理進行探求。其追問的對象也包括鬼。竹簡先說鬼生于人，然后提出了十個問題，內容涉及鬼之神奇能力的來源、祭祀的種種細節等，甚至問詢如何使鬼吃得飽。在這種關于鬼神的深入思考中，也生發出些許對鬼以及侍鬼之意義的困惑和懷疑。

總體而言，近年出土的戰國簡帛，雖然也有上博簡《鬼神之明》這類質疑、挑戰鬼神的文獻，但是，前舉為數不少的竹簡和帛書顯示出時人對殷周天道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以此反觀傳世資料，也可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儒家學說在孔子時期就是講天命的。在《論語》中，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且直言自己五十歲得知天命。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皆為天道。只是孔學刻意回避和淡化了天的神秘性，將人倫色彩賦予在天命觀上。孟子的天道觀循著這一路徑繼續發展。“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天道雖然成為一種道德本體論，但至少在形式上，人道還是以天道為依據的。荀子的思想有別于孔孟，其天、神、道都是更加趨向于道家思想的自然理法。

道家學說中，作為最高本體的道，成為人事取法的對象；而墨家的尚鬼則是直接復興了殷商的天道觀。這兩者都信仰天。

戰國是一個變法圖強的時代，商鞅等人的法家學說在現實政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法家學說內部，商鞅不言天命、天道，他以人性為依據制定刑賞政策，驅民于農戰。但被司馬遷“歸本于黃老”的韓非之學則對道多有闡發，認為道是“萬物之始”、是“是非之紀”。稷下集成之作《管子》的學派歸屬雖爭議極大，但其中的天道思想則既豐富又顯明。

戰國時期，最顯赫的思想學派——儒、墨、道、法，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天道思想。從出土簡帛文獻中，也可見天道思想在這一時期還有相當多的留存。百家學說多有依據天道闡發其政治哲學和治國方略者，因此，不能簡單地、籠統地說，天道思想在戰國時期已然沒落。實際的情況是，其時有人不再信天，但也有人依然虔誠地信奉天道。不過，最初那個至上神的主觀意志逐漸演變為一種可以感知、可以體悟、可以效法的，具有客觀性的自然規律和自然法則，成為人類制定自身政治制度的終極依據。而這，正是先秦天道觀中人文理性的覺醒。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15日?11版）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