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民（華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宋四六，即宋代的四六應用文。從現(xiàn)存宋人文集不難看出，其創(chuàng)作量是驚人的。2006年編成出版的《全宋文》中，僅啟、箋、表三種文體即達兩萬篇有余，約占《全宋文》的十分之一強。如果再加上制、詔、狀等其他幾種大抵也以四六文為主的文體書寫，其分量就更為可觀了。如此數(shù)量的宋四六書寫，一旦被放入古文革新運動的視角下來觀照，就顯得頗為有趣。

既有研究對此大致有兩種考量：一是把四六文書寫的內在變革納入唐宋古文運動的歷程中去，將其視為古文革新運動的一部分；二是認為到了宋代以后，四六文書寫就被限制在少數(shù)應用性文體中，這種限制恰恰體現(xiàn)出古文革新運動的勝利。前者的問題在于，古文革新運動的一個基本取向就是語體層面的變革，而四六應用文的內在變革則往往在“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新唐書·文藝傳》）的寫作風氣層面，其以駢語行文的基本特征并未受到動搖。后者的問題在于，應用文自六朝至唐宋，一直有著駢儷化書寫的傳統(tǒng)，這種延續(xù)似乎并非古文革新運動限制的后果。要想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就必須對宋四六的書寫思維與書寫方式有清晰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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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書寫思維的問題。宋四六在文體附著上以制、詔、表、箋、啟諸體為主，兼及露布、檄書、上梁文、樂語等以駢語來書寫的各體應用文。這些文體從應用的場域上又大致可分為“王言之體”的“制、誥、詔、令”諸體與“尋常四六”的“啟、疏、樂語、上梁文”諸體。羅大經《鶴林玉露》甲編卷之四“詞科”有言：“制誥詔令，貴于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啟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楊囦道《云莊四六余話》也有類似的表述：“大抵制、誥、箋、表貴乎謹嚴，啟、疏、雜著不妨宏肆，自各有體。”這里“王言之體”與“尋常四六”的分類，似乎正是建立在書寫思維的層面。

南宋張侃《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啟》有云：“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苛禮，過為謹細。”這里將“駢四儷六”視為“世間一種苛禮”的觀點，隱約指向了宋四六的書寫思維，即源于傳統(tǒng)禮治思想的等級倫序思維模式。《禮記·冠義第四十三》有言：“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可見“辭令順”正是禮治思想的一種重要指向。早在《唐六典》中，就很明確地將涉及禮治之諸文體分為“上之所以逮下”和“下之所以達上”兩種，而在后一種中，即包括“表、狀、箋、啟、牒、辭”等六種文體，可見這些文體在官方禮治思想中對維護等級倫序關系的功能。而到了宋代，宋四六創(chuàng)作量的激增，其背后正是等級倫序思維歷時性的積淀與形成，即書寫者在群體心理層面對特定場合文章寫作儀式性、儀式化、儀式感等諸因素普遍的認同支配著四六文書寫社會效應的呈現(xiàn)。而諸如李商隱、王安石、汪藻等四六名家通過用典、辭藻、對仗、調句、聲律的巧妙運用創(chuàng)作出的經典性四六文本，則一次次證明了這種思維模式的價值。

在具體的文本書寫中，這種思維模式給人更直觀的感受，時人多稱之為“合宜”或“得體”，用今天的話來說則可以稱之為“有距離的親密感”。如洪邁《容齋四筆》卷十四中所論：“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這里的“表章自敘以兩‘臣’字對說”是一種標準化體式的體現(xiàn)，而“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于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則凸顯等級倫序的尺度。體式是容易模仿和參照的，而如何因時、因事、因情、因人做出相對應的審度，契合“合宜”“識事體”的等級倫序思維，才能做到“得體”。儒家等級名分制度的一個重要訴求，是人與人之間在維系明晰的自我身份定位及由此而來的高低尊卑之分的同時，還要保持人與人之間“有距離的親密感”。宋四六特別是“王言之體”的功能，也正竭力于在“有距離”的前提下去呈現(xiàn)“親密感”。明代鐘惺《四六新函序》中亦曾言及：“雙聲疊韻，聊展其恭敬之忱；合璧連珠，爰立其端嚴之體。又事君使臣朋友相遺，禮文之不可廢者也。故誥表箋啟至今用之。”這里所強調的“聊展其恭敬之忱”與“爰立其端嚴之體”，正是“辭令順”效應的具體呈現(xiàn)，目的在于凸顯君臣朋友交際中的尊卑禮儀，并進而有效維護交際雙方的等級倫序關系。回到前面所提到的“王言之體”與“尋常四六”的分類，雖然都是四六也都在書寫思維層面受著等級倫序觀念的制約，但正如禮治思想在其他禮儀規(guī)范上的呈現(xiàn)一樣，也表現(xiàn)出上緊下松的實踐效果。

如果認同等級倫序思維是四六文書寫的基本思維模式，那么朱熹所說的“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卻不滾雜。”（《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也就不難理解了。類似的觀點在南宋末劉塤的《隱居通議》中有著更詳細的表述：“歐陽公出，以韓為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荊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舊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焉。然朝廷制誥、縉紳表啟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數(shù)大儒皆奮然為之，終宋之世不廢，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又謂之應用。”誠然，在宋四六的時代，一些以古文書寫的文體，也會或多或少在寫作時帶有對等級倫序關系的考量，特別是一些“以卑事尊”意味的文本書寫。但這與“朝廷制誥、縉紳表啟”這種以等級倫序為主導書寫思維的文體還是有著明顯的差別。這種差別，在書寫方式上則更為明顯的表現(xiàn)為宋四六的“套式化”書寫。

這里即以宋元之際劉應李所編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為參照，來對宋四六的“套式化”書寫方式稍作說明。在此書的甲集中有“諸式門”，詳列書奏、表箋、啟劄、詞科、公牘等各類應用文的文體源流、標準體式及名家范文。以其卷二“上表箋首末式”為例，其標準體式為“某司臣某等言，伏以（云云），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稱頌/陳賀），臣某等（云云），臣某等下情瞻天樂圣，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年月日某州府司臣姓某等上表。”需要注意的是文中幾處括號內的部分，這些部分在書中的“活套門”中被概括為“臺候”“托庇”“頌德”“述意”“請委”等模塊，這些模塊的內容指向雖然也是相對固定的，但在具體內容的表達上卻可以因著奉書對象的職級高低、自身與奉書象的關系親疏、具體事宜的輕重以及自身書寫技巧的優(yōu)劣乃至情感表達的強弱產生靈活的變化。標準化的“諸式”是書寫者需要共同遵守的規(guī)范性約束，而“活套”則在看似規(guī)范性的約束中給了書寫者個人化書寫的自由度，尤其是“活套”中對用典、調句、對仗、聲律、辭藻等方面的運用能力以及情感表達方式與情感力度上的差異，更是評估具體四六文本寫作水平的一個標桿。

由此不難看出，所謂“套式化”即四六寫作的標準化體式與體式中各個結構模塊的活套化書寫，前者“因式成體”而后者“因情變貌”，從而使得具體的四六文書寫既能實現(xiàn)同一文體文本書寫的標準化，又能因著書寫者及書寫內容的個體情形差異，在具體章節(jié)結構上保持必要的靈活性。

宋四六，即宋代的四六應用文，是一種以等級倫序書寫思維為主導，以“套式化”書寫為基本模式的特殊駢文書寫形態(tài)。如果以這樣的概念界定再去看待其與宋代古文書寫的差異性，似乎會更為清楚。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03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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