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展望2023，財政、貨幣政策如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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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在百度財經智庫、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獨家出品的【硬觀點】直播中，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指出，疫情防控政策優化后，供給、需求暫時性收縮短缺，2022年12月及今年一季度經濟壓力較大。在他看來，今年一季度應該采取更加有力的貨幣政策，先進制造業、房地產、綠色低碳領域是“精準”所在。

西班牙對外銀行亞洲研究部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夏樂指出，2023年經濟增長預期相對樂觀，同時還可能面臨通脹高企、金融不穩定等挑戰，貨幣政策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審慎態度。同時，在審慎主基調下，還需要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定向滴灌支撐經濟中的痛點和薄弱環節。

羅志恒指出，2023年財政政策的基調有兩個方面，一是加力提效，二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一言以蔽之，就是有克制的財政寬松。在他看來，加力提效不同于2022年和2021年，而是更加類似于2019年和2020年，規模和力度在效果前面。

羅志恒指出，從短期看，加力提效無疑會推升財政債務，如何做到防范風險?一是盤活存量資金，將閑置的國有資源盤活起來;二是，通過中央政府加杠桿的方式轉移給地方政府，因為中央政府舉債成本更低，舉債周期更長;三是支出端做好全面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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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經濟恢復有三大國際經驗，發消費券面臨兩個風險點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雖然疫情防控優化，但是經濟恢復并沒有那么容易，需要哪些政策支持?國外有哪些經驗?夏樂援引IMF去年10月報告指出，經驗主要有三個：

第一，與保住工作掛鉤的政策比較有效。把錢或補貼付給一些主體，要求他們不裁員。具體到我國，養老金緩繳等政策，政府此前已經在做，在疫后恢復階段很有必要延續。

第二，給普通百姓普遍發現金刺激消費。但是，現金發放應該更加精準，優先保護那些在疫情期間受沖擊嚴重的弱勢群體。

第三，更好掌握需要幫助群體的數據。不要浪費一個危機，可以通過危機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構建社會福利網。不同于美國和英國，歐洲因為有長效福利網，疫情期間做的額外支出要少很多。

具體到中國當下，夏樂指出可以考慮對個人或家庭部門適當加以補貼，地方政府可以發放消費券，來提升大家消費意愿。

關于發消費券，鈕文新提出這樣一個疑問：地方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債務壓力非常大，在這個背景下應該怎么做?如何把地方政府債務做合理處置?

羅志恒表示，面臨沖擊之下，財政可以從收入端和支出端同時發力助企紓困，提振消費。面對疫情沖擊，中國和美國等其他經濟體采取的政策有所差異，中國保市場主體、保供給，美國等其他經濟體保居民購買、保需求。

羅志恒分析，發消費券要考慮兩個風險點，一是消費節奏轉移，總量并不一定擴大;二是消費券會導致區域間轉移，中西部地區沒有動力發。為更好解決中長期問題，財政應該從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入手，縮小貧富差距，提高邊際消費傾向。

《中國經濟周刊》首席評論員鈕文新補充稱，中國財政應該更多集中到投資方向，只有在投資方向努力，底層老百姓才能有收入。新基建很有必要，但是包給專業公司去做，對全社會老百姓普惠就不夠了。“從投資端發力、增加普通老百姓就業機會，會不會帶來更好的消費市場?”鈕文新提出這一猜想。

人民幣沒有長期貶值理由，預計在6.8附近穩定

美聯儲還在加息，顯然會產生一些貨幣政策外溢效應，將直接威脅到人民幣走勢。人民幣未來將怎么走?

夏樂指出，人民幣今年會更多會呈現雙邊波動，而不像去年的單邊波動。回顧過往，2015年之后或者2016年開始，人民幣匯率很大程度上由中國經濟力量主導。當中國經濟走得穩、走得好的時候，人民幣就會顯露出強勁的走勢。只要我國經濟走得好，大家自然會把更多投資放到人民幣資產上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不斷提高，這都有利于支撐匯率。

鈕文新補充稱，人民幣沒有長期貶值的理由，因為經濟并沒有出現使之貶值的動力，疫情過去了，經濟恢復了，匯率也會回來的。同時，還應該認識到貶值升值都是雙刃劍，應該盡可能保持匯率穩定。

羅志恒分析，關于匯率不同群體訴求是不同的，例如在進口、出國等因素影響下，人們的態度都會轉變。但是2023年人民幣匯率會保持基本穩定態勢，預計在6.8附近。

鈕文新也指出，希望在6.8附近能夠穩定，穩定了以后企業預期才能穩定。“如果不穩定的話，不管升值還是貶值，大家心里都慌，貶值的時候出口，趁著貶值多賺錢;升值的時候快點進口，趁著升值能夠多賺幾個錢，但這種東西都是非常浮躁的”。

不存在所謂3%赤字率警戒線問題，財政空間在持續收窄

今年1-11月，中國全口徑財政赤字7.75萬億，去年只有3.71萬億。有人預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達到10萬億，怎樣面對如此巨大的財政赤字缺口?是不是還要發一些特別國債，用時間慢慢消化它?

羅志恒表示，3%赤字率問題和特別國債問題，并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核心在于政府收支差通過什么方式來彌補。如果有更多存量資金盤活，歷史結余資金使用，赤字率可以壓下來一點，就可以不到3%。2023年要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把穩增長上升到更加重要的高度，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就不需要發特別國債。

具體到2023年赤字率，羅志恒坦言應該會突破3%，因為可以盤活的資金體量相對而言沒那么大了，赤字率估計可能會突破3%或者3.5%。

羅志恒強調，國際上不存在所謂3%赤字率警戒線問題，“如果把政府所有的收支活動放在一塊，我們的赤字率早就接近10%了，跟3%早就沒有半毛錢關系了，把鐵道債、城投債、政策性金融債加起來，基本就是10%的水平。”羅志恒補充，關鍵在于通過什么方式來彌補，而不是揪住那個點不放。如果單純把赤字率控制在3%以下，可以專項債發得高高的，專項債反正不計入赤字。

對于中國而言，未來還有沒有財政空間?羅志恒表示，總體看財政空間是有的，但是空間在持續收窄。

當前中國財政形勢收支矛盾在加劇，區縣政府這一級面臨流動性風險和財政重整風險，應該說財政形勢是緊平衡和負重前行。

同時，我們面臨一些經濟社會風險財政化問題。比如房地產出現風險財政去兜底，去保交樓。金融風險出現問題，比如河南村鎮銀行出現問題怎么辦，墊付了幾百億資金。金融風險財政化，城投風險財政化，通脹風險財政化，對財政空間形成制約。

有利的方面看，我國有大量公有資產，對財政空間是有利的。從貨幣金融環境看，目前整體利率水平和美國持續加息相比，有利于我們發債。

鈕文新補充稱，看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不能從絕對規模上進行靜態考量，而應該在不斷變化的過程考量它的風險。

地方債務規模不是問題關鍵，關鍵在于發債支出效率和結構

關于房地產，夏樂指出，房地產政策轉向保交樓，如果政策目標是不出現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的話，目前的轉向是有效的。夏樂指出，長效機制還是要堅持，不應該再去刺激房地產，“房住不炒”作為金科玉律應該堅持。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在房地產市場進行干預，就是因為它們看到房價過度炒作是給金融體系、經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羅志恒分析，房地產市場到2023年下半年可能會逐步企穩，但是中長期向下的拐點已經到來。原因在于勞動年齡人口，或者說主力購房人群人口在2010年見頂并持續回落。這兩個見頂，意味著房地產需求沒那么大了，轉向了結構改善、品質提升。

房地產市場政策已經在回暖，但是城投債并不樂觀，很多地方城投債已經開始違約。這些問題會對整個地方財政、土地市場、房地產市場都會有一系列影響。

近日，貴州遵義最大城投——遵義道橋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披露的銀行貸款重組方案引起廣泛關注。根據重組協議，155.94億元銀行貸款重組后期限調整為20年，利率調整為3%/年～4.5%/年，前10年僅付息不還本，后10年分期還本。

羅志恒表示，只要是通過市場化方式解決，通過展期降息問題都不大，要按照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羅志恒指出，遵義道橋的例子，反映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問題，以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問題。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宏觀財政汲取能力下行，支出責任剛性范圍擴大，以及經濟社會風險財政化，使得財政缺口越來越大，以至于中央轉移支付還不能彌補缺口。

這些年大規模減稅降費和退稅，宏觀稅負持續下行，財政汲取能力持續下行。政府支出責任剛性程度卻在上升，過去單一考核GDP，現在環境保護、精準脫貧、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都要做。大疫三年，面臨諸多經濟社會風險問題，房地產風險、金融風險都要財政兜底，最后轉嫁成為財政風險。

怎么看待地方債務風險問題?羅志恒指出，地方債務規模不是問題關鍵，關鍵在于發債支出效率和結構是什么樣的，以及整個債務的期限結構，會不會出現期限錯配導致違約問題。如果借的是長款，干的活是短期的，這沒有任何問題，不會出現違約的問題。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羅志恒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政府和市場關系。現在的情況是事業單位既不是市場化，也不是行政單位，有大量靠財政供養的人員。

羅志恒也表示，我們的發展階段決定了短期內會涌現出地方政府債務比較突出的問題，“人家西方幾百年走到現代化，我們改革開放才四十年”。這跟粗放型增長模式有較大關系。中國是不缺資金，缺的是資本，如果資本市場起來，就不用通過債務驅動經濟發展，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債務問題。

實現區域均衡發展，轉移支付應跟著人走

中國地域遼闊，省與省之間資源稟賦、經濟強弱都不一樣。如何通過財政努力，使發展更加平衡，這是一個重大問題。過去，更多看到的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未來會有哪些手段?

羅志恒指出，實現區域均衡發展，一是轉移支付跟著人走，二是把重心上移，由省級政府來確定這種區域均衡。

區域均衡發展有兩種思路，一種是把人按在那里，再把資金資源轉移過來;另一種是，人留在不同區域，轉移支付跟著人走。過去因為農村弱，所以轉移支付給農村;因為中西部比較弱，所以轉移給中西部地區。未來理念需要改變，要讓轉移支付跟人掛鉤，做到教育、醫療、養老人均公共服務均衡。

夏樂對此補充稱，長期福利跟著人走，例如發消費券，地方政府應該照顧到所有居民，而不僅是戶籍居民，只要在你的城市生活、做出貢獻，就應該得到福利。在技術上我們也有很多優勢，簡單一個按鈕直接可以把補貼發到個人賬戶。

鈕文新表示，轉移支付跟著人走，但是可能帶來西部更加空心化的問題。人都跑到東部來了，有沒有這種可能性?他認為，這些問題都在探討之中，應該進一步討論清楚。

供給和需求應該兼顧，對中小企業扶植不宜過早退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從整個經濟戰略的全局出發定了今年應該在內需方向多發力，而且要把擴大消費擺在很重要的優先位置。

夏樂指出，在中央政府層面全國性地給老百姓發現金，現在看好像遇到一些障礙，不排除未來地方政府層面有能力、有意愿的多做一點。此外，對于中小企業的扶植不宜過早退出，因為存在疫情的不確定性，不能讓一些小企業倒在黎明前。

夏樂還特別強調，如果在需求側做了刺激，在供給側什么都不做，可能會加大未來通貨膨脹的風險。這就需要供給和需求兼顧，在供給側充分照顧這些中小企業。

羅志恒表示，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最大的韌性就在于每個人發自內心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經濟如何起來?只需要給市場主體提供一個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中國經濟就能夠起來。

要解決消費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穩增長和穩就業。可以做的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進一步調整房地產政策，對互聯網行業規范的同時還要促進其發展。“這樣就業起來了，消費就會自發釋放，都不需要刺激，花錢買快樂的事情誰不愿意干。”羅志恒強調。

關鍵詞： 地方債務